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信创办39年，所以，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国家队中，中信集团是一个特殊的、无中生有的例子。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1979年9月，法国女经济学家玛丽·白吉尔到北京，她是研究民国上海商业史的权威。这一天，她去人民大会堂，等待一些重要官员的接见。当一位政协副主席出现的时候，她发觉他跟别的官员不太一样。

他身穿一件直领贴口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穿的服装，但显露出来的灵活的步姿和举止，却令白吉尔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是派克的，戴在手腕上的手表是百达翡丽的，穿在脚上的皮鞋是意大利的。

她觉得很奇怪，意识到这位官员的非同寻常。

他就是中信的创始人荣毅仁先生，那时候正好是中信筹办的前夜，次月，中信集团（当时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

荣先生当时受托成立中信，请王震将筹建报告交给小平同志的时候，可能小平和王震对什么是信托都不清楚，中国的《信托法》直至中信成立20多年之后才颁布。

中信成立的初衷，就是要为改革开放做点事。当年的它面临多层面的任务，而且是要无中生有地完成重要的任务。

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级任务比较清晰，就改革而言，是在工业领域进行国有企业自主权的落实，就开放而言，则是更多地引进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方式。

也就是说，中信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家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同时以金融的手段帮助解决工业系统企业的问题，以及承担对外开放的创新探索。足以想见，当年荣先生也是处在一个非常迷茫的状态。

1982年，中信为仪征化纤的建设，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这是建国以来的破天荒记录。

据荣先生的传记记载，他是怎么想到去日本发债搞改革呢？他在1978年的时候去联邦德国考察，德意志银行的老董事长和他见面，荣先生向他请教，如何为国有企业募资，董事长说你试试去国外发债。回来后，荣先生就组织团队研究怎么发债，这就完全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中信在香港的资本运营，也非常值得称道。它相继收购了港龙航空、国泰航空、泰富发展和嘉华银行，还参与投资香港的第二条海底隧道，成为最活跃的国资企业，比其他“窗口公司”表现得更为积极和激进。

90年代，中信的整个发展历程，跟当时中国几乎所有大型国有企业路径是一样的。那时，中国企业对标世界五百强，“拼大船，出远洋”，以泛托拉斯或者康采恩的方式并购企业，进行外延扩张。

这期间，中信在组织结构、资本结构、专业能力等方面付出了很多的学费，经历了不少艰难的挫折。在1993年到1996年，中信清理了600多家公司，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调整期。

2002年，中国国际信托正式更名为到今天的名字，中信集团，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它由一个范托拉斯型的公司成为产融结合的金控型公司。

2003年之前，中国金融行业的分业管理非常严格，之后才开始慢慢允许混业经营和金控化的改造。在国家队里面，除了中信所走的路，另一家深圳的公司平安也走了出来，平安从保险出发，中信从信托出发，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完成了中国式金控公司的发展道路。这个过程中，中信在2008年和2015年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些困难和考验。走到今天，中信集团成为总资产超过一万亿美元的世界五百强企业。

今天（4月3日）是中信的共生共享品牌发布会，刚才常振明董事长很谦虚地说中信是一个传统企业。实际上，改革开放到40周年，我们的这些国家队，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新的机遇点，也有一些新的问题值得探索。

第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队在中国经济应该扮演的角色。

中国有一个“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而在我看来，在企业领域，也有一个“三国问题”：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我们经常把这三个事情混淆在一起说，但是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过去中国的基础设施基本被国有企业控制，但今天可能不一样了。比如今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22年，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可能90%是民营企业所控制的。我们面向未来的创新，作为国家队，中信集团在产业竞争层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资本层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式问题。这些探索和今天的“共生共享”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话题刚刚开始破题，可能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解答。

第二，一带一路。

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对中国在未来东亚地区经济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全新命题，甚至更长远地看，与中国和中东、非洲的经济发展关系也非常大。中信在海外投资和经营上有非常大的布局和承担着国家使命，未来，如何完成“共生共享”的新战略，也是让我们这些外部的观察者特别好奇的。

最后一点，想谈谈企业家精神。

任何企业，从本质来讲就是一个人的企业。一个人创办了一家企业，或者在某一个阶段领导一家企业，他的精神、基因注定了这个企业未来相当长时间的路程。

2006年，我正在写《激荡三十年》，有一个深圳的房地产企业家过来看我，他刚刚在无锡买下了一块土地，是荣家早年的纺织机械厂。

他对我说，我是一个企业家，干了20多年，但是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我爸爸是铁路局干部，我妈妈是锡伯族牧民，那么，我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到无锡以后，去了荣家的民营企业博物馆，了解了荣家的经历。我似乎发现，在那些民国企业家身上的东西，可以找到我们的基因。

他的设问启发了我。

我写完了《激荡三十年》之后，又接着写了《跌荡一百年》，就从那个问题开始出来的。

荣先生在近四十年前创办中信，荣先生的家族，在接近一百年前经营中国最大的民营纺织厂、面粉厂，在上海参与创办商业储蓄银行，投资保险公司。当年的实业和金融的交融，以及家族对诚信的理解，像基因一样打入了中信的血脉中。中信的历任领导者，包括在座的各位，对企业家精神的追求，使得中信成为国家队的“另类”。

面向未来，勇于创新，坚守诚信的企业家精神，是中信集团这个国家队获得更大成就的精神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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